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、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彭士禄院士，于3月22日12时36分在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

缅怀!送别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

1988年，在我国核潜艇胜利完成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后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几位总设计师合影。赵仁恺(左一)、彭士禄(左二)、黄旭华(右一)、黄纬禄(右二)。资料图

1970年8月30日，在四川西南部的大山深处的“909”基地，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，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!这意味着，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——核动力装置开始运行了!

这一天，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，大家欣喜若狂，而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闷头大睡，在这之前，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。

彭士禄这个名字，鲜有人知。直到1988年9月27日，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，他才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、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，走进人们的视野。而在这之前，他隐姓埋名30年，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，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!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无产阶级革命家、烈士彭湃的儿子。

“他是个大人物,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”

 
彭士禄全家福。资料图

1925年，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，是彭湃的二子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，冲破阶级的“枷锁”，成为“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”。

“一个漆黑的夜里，奶妈背着我逃难。”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。1928年，他3岁，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，英勇就义。1929年，彭湃在上海被捕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高唱《国际歌》，慷慨赴死。那一年，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。尽管彭士禄才4岁，他就已经成了敌人的“眼中钉”、全国悬赏搜捕的“通缉犯”。

为了躲避国民党的“斩草除根”，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、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的生活。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，每到一家，他都要改名。8岁时，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。在那里，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、虫子，浑身都是虱子、疥子，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。

1935年，在狱友们的掩护下，在监狱受了一年苦、差点被饿死的彭士禄终于出狱。之后，他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，患重疾又差点病死。10岁时，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，一度靠乞讨度日。后来，彭士禄再度被捕，这一次，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。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，在香港、澳门学习和生活。直至1940年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，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。周恩来见到彭士禄时凝视了一阵子，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终于把你找到了。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!”“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，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。”

后来，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，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回顾过往，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，“坎坷的童年经历，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，我对人民永远感激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。”

“只要祖国需要，我当然愿意”

 

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。资料图

1951年，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，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。

1954年1月，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：一个巨大而灵巧的“黑色水怪”转眼潜入太平洋，游过墨西哥湾、荡过南美洲、横穿大西洋，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，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。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，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，消息一经公布，举世震惊。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“鹦鹉螺”号。

1956年，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，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。陈赓问他：“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，你愿意改行吗?”“只要祖国需要，我当然愿意。”彭士禄坚定地说。

“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，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一头扎进去，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。当时，那种奋进不息、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。”回忆这段时光，彭士禄这样说道。也正是这段时光让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

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!”

 
工作中的第一艘核潜艇建设者。资料图

1959年10月，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，毛泽东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：“你们中国搞不出来，只要我们苏联有了，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。”他甚至提出，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，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。

毛主席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：“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，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!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!”

1962年2月，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。然而，当时“一穷二白”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，简直比登天还难!无图纸资料，无权威专家，无外来援助，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，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，仅有的参考资料，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，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。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“自教自学”。

 
彭士禄在工作。资料图

“那时候，条件艰苦啊，我们都能够干出来，不容易!”彭士禄深知，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，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，同时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。

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、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，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。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，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睡。这样边学英语，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，经过两年的努力，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，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、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。

“那时候，交通不便，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。那里阴暗潮湿、毒蛇蚊虫肆虐，生活非常艰苦。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，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，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。没有电脑，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，大家就拉计算尺、打算盘，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。”彭老回忆说。

就这样，通过边学习边实践，他们逐渐扎实地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、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。默默攻关，这些“门外汉”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。

“我来签字，我负责!”

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，但彭士禄偏偏“大胆”。

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，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都几乎为零，他们有学电的、有学化工的、有学仪表的，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，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他就对研究人员说:“不要吵，做实验，用实验结果说话。根据实验结果，我来签字，我负责!”

1970年7月，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。每提高一档功率，出现的险情也越多。问题不断增加，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彭士禄力排众议，继续提升功率，8月30日，他决定实现主机“满功率”。这一天，实验现场围满了人，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，下午六点多钟，黄士鉴发现，竟然满功率了!他以为自己算错了，继续算第二遍、第三遍，第三遍，他才确定。

 

彭士禄旧居。中国青年网记者李慧慧 摄

彭士禄的“大胆”，并非有勇无谋，“拍板”也并非胸中无数。有一次，有人问他：“为什么敢于拍板?”他说：“其实，有个秘诀，一定要用数据说话。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，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。也有人问他，“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，那么多次拍板，有没有拍错的时候?”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：“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有。错了，我就改过来，再继续前进。只要三七开，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，不然，都准备好了，要我们干什么?”

 彭士禄。资料图

在后来的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，剧烈的胃疼袭来，彭士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，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，这一次手术，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，那一年，他才49岁!他说：“我喜欢这个工作，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!”1988年，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，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。

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：“也许因是属‘牛’的吧，非常敬仰‘孺子牛’的犟劲精神，不做则已，一做到底。活着能热爱祖国，忠于祖国，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，足矣;群体团结，是合力，至关重要，最怕‘窝里斗’，分力抵消，越使劲越糟糕，最后变成负力，悲矣!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，没有白活。

大国重器，以命铸之。他们在祖国贫弱的年代，创造出了荫护万代的财富，用自己的坚挺的脊梁，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。几十年后，中国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、高效、清洁的绿色能源核电站。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弛于空想，不鹜于虚声，将青春年华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潜艇、澎湃动力的核电站，无声，但有无穷的力量。